度日如诗！新疆美食“达人”缘何迷上唐菓子？******
中新网乌鲁木齐1月10日电 题：度日如诗！新疆美食“达人”缘何迷上唐菓子？
作者 史玉江 党艳丽
逢年过节，蒸年馍、做唐菓子、烹制佳肴；时令节气做青团、春卷、龙须饼等民间美食；闲暇家时养花弄草、打理庭院；周末邀朋友围灶煮茶，品美食、谈人生……
美好的生活仪式感，寄托四季风物与当下生活体悟。新疆兵团第四师七十一团退休职工周小茵把日子过成了诗。
临近中国传统新年，周小茵特意制作了一些传统茶点。 周小茵 摄56岁周小茵是当地出了名的美食“达人”，每年都会根据时令节气，制作各类民间美食，在陶冶情操、丰富生活的同时，传承着中华民族传统美食文化。
新疆为数不多的唐菓子制作“艺人”
右手拿着三角棒，左手托着豆沙团，一推一压一挑间，一枚唐菓子现雏形。“制作一枚高颜值的唐菓子，需要全神投入，手的力道要准，并且有一气呵成的能力。”日前，周小茵如是说。
以豆沙为馅、外包“透花糍”的唐菓子是茶宴中佐茶而食的糕点，又称为茶菓、菓子等。 周小茵 摄临近中国传统新年，周小茵特意制作了一些传统茶点——唐菓子，树叶、花朵、贝壳……记者注意到，这些茶点造型各异、色彩艳丽，空气中还能嗅到清甜的味。
以豆沙为馅、外包“透花糍”的唐菓子是茶宴中佐茶而食的糕点，又称为茶菓、菓子等。其玲珑小巧，颜色艳丽，多以花鸟造型雕刻。
据《中国面点史》记载，于饮茶之风普及全国的唐代开始，出现了一边饮茶一边吃茶点(面点)的习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唐菓子玲珑小巧，颜色艳丽，多以花鸟造型雕刻。 周小茵 摄作为一种源自中国的古老美食，唐菓子制作近年来在中国复兴。热衷于制作美食的周小茵，深深地被唐菓子的历史文化所吸引，自学唐菓子的制作工艺，成为新疆伊犁区域为数不多的唐菓子制作“艺人”。
周小茵介绍，这款唐菓子选用上好的白云豆浸泡24小时，人工去皮煮制软烂、过滤，再加上少许糯米粉、砂糖进行炒制后，添加少许植物色粉造型而成。
周小茵把日子过成了诗。 周小茵 摄“遗传”祖辈中学时得“真传”
周小茵年轻时是七十一团的文艺骨干。对传统美食的热爱，源于从小受外祖父和母亲的影响。外祖父曾是乡里的乡厨，街坊邻里婚丧嫁娶都会请他掌勺。而母亲自幼跟随外祖父学习厨艺，长大后成当地出了名的“巧手”。
在物资匮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周小茵母亲手工制作各种民间“小零食”，给孩子们解馋。
塔式年馍。 周小茵 摄看着母亲将一个个普通食材变成好看又美味的“小零食”，幼时的周小茵被深深吸引，对制作美食产生浓厚兴趣。
中学时，周小茵得母亲“真传”，刺猬馍、枣馍、花馍……只要练上几遍，便能得心应手；南北菜式虽不说样样精通，但也做得有模有样。
“我学做传统民间美食有40多年。工作后因忙碌，做美食没有小时候那么频繁，但是逢年过节还是会做一些糕点。”周小茵说，每年的除夕年夜饭绝不能马虎，每道菜寓意美好、家人团圆，“咱中国人的传统，不能丢。”
2017年，周小茵迷上非遗唐菓子，她上网络视频学习，请教懂面食的行家，并将自己的创意融入其中。
彩色水饺。 周小茵 摄久而久之，周小茵练就了一双巧手，成为伊犁区域为数不多的年馍、花馍、唐菓子制作“艺人”。
近年来，她制作传统民间美食的消息经当地新媒体推送后，引发网友们的热评。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小茵做的唐菓子，真精致！”可克达拉市民杨萍英说，以前见过这类糕点，但不知道叫什么。
“她制作的唐菓子味道好，让人舍不得下口。她家院子就像‘家庭公园’，花草满园、鱼鸟相伴。”好友李沛立说，周小茵身上那种对传统美食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令人佩服。
冀望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
周小茵退休后，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2019年起，她专注于传统美食制作。
周小茵退休后，专注于传统美食制作。 周小茵 摄“每年我会根据年份制作生肖年馍。前年蒸的是牛馍，去年蒸的是虎馍，冬奥会期间我还做了汤圆版的冰墩墩，今年春节会蒸兔馍。”周小茵介绍，年馍以山西霍州最为出名，花馍以陕西为主。
近年来，新疆兵团对区域内非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进行全面普查、整理、归档与申报。调查发现，新疆兵团非遗线索涉及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红色文化等，主要集中在剪纸、刺绣等传统手工技艺，美食类尚少。
“我会不断提高唐菓子的制作技艺，如果可能，希望能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周小茵说，唐菓子是唐文化和艺术的代表作，需要我们这一代去传承、发扬。(完)
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海棠院”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  ▲本文作者章新新(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作者：章新新(中新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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